巴金的资料和作品【精选83句】

巴金的资料和作品

1、考虑再我觉得成立现代文学资料馆比较有意义。我愿意捐献一笔钱(大约十万吧)和一些书刊、材料。只求政府拨给一所房子。收也好，放也好，这样的资料馆什么时候也需要。它只是一个资料中心，对哪一派都无妨碍。而且有了它，对旅游也有好处，还可以吸引外国的研究者。资料馆可以保存一些珍贵的材料如照片、信札之类。(21)

2、对读者而言，文学作品的阅读虽说可以超越时间和空间，我们可以随便阅读过去的或者外国的作品，但是读者的经验和知识到底是有限的。比如小说这种文学形式里面充满了日常生活里一些比较琐碎的东西，尤其是衣食住行这四个方面，如果没有这方面的具体描写的话，小说就没法成立的，然而过去的东西我们不可能全部知道。大部分的文学阅读，其实是用自己有限的知识将作品翻译成自己可以理解欣赏的内容，读者阅读作品的关系大概就是这样的。所以，实际上作家有作家的期待和预期，读者有读者的期待和预期。读者跟作家的欲望、期待、预期没有任何的关系，读者有任意解释欣赏作品的权利，这是读者对于作品的关系。

3、看着萧珊稚气的样子，巴金觉得很有趣，便追问她：“哦，还有人和我看法相同？”巴金这么一问，萧珊一股脑儿和盘托出这次找巴金的真正缘由来。“我恨我爸爸，他老说我小，一直不允许我参加爱国学生运动。其实，我在爱国女生中是有名的干将。我不但经常演进步话剧，如《雷雨》中的四凤，还因此结识了上海许多从事话剧运动的进步人士，经常参加他们的活动。”巴金说：“我相信。你爸爸是干什么的？家里还有些什么人？”

4、 船建学院团委学生会与上海交通大学领读者协会一同举办了《光明的呼号-巴金作品朗读比赛》，并将在展览开幕式现场为优秀同学颁奖。

5、我在开始翻译《家》的时候，并没有遵循任何工作计划，没有许下任何承诺也没有时间的限制。我断断续续地工作了四年才完成了翻译。当我不断推进时，这部作品令我越来越着迷。我用于翻译的时间使我得以沉浸于一段我颇为陌生的历史时期。我阅读了有关这一时期的书籍，这些书帮我梳理清楚了小说中那些令我感到奇怪的情节，也让我理解了小说中人物的行为和反应。那个时代的年轻人所经历的那一个割裂的过程在我看来十分有意思，而作者叙述的事实，尤其是以第一人称的口吻进行叙述的方式，使得这一过程愈发引人入胜。我在北京拿到的这一版的《家》的末尾还包含了巴金为这部小说各个版本所撰写的后记。正由于这部作品令我如此沉迷，因此我在完成了正文的翻译之后还翻译了所有的后记，为此我能了解到随着时间流逝，作者是如何评价自己年轻时期的作品的。

6、袁洪权  周作人六月八日致“茫子”信札略考

7、憾庐常和他在一家广东店虹庐喝茶，我叨陪末座过二三次，因而才认识了闻名已久的巴金。他给我的印象是沉默寡言而言必忠诚，这显得他的敦厚。我何以说他言必忠诚呢？原来那时候外面纷纷传论我是汪派，喝茶时谈起此事，我自然大为激愤，连声辟谣，巴金说不必激动，以后谨慎小心些就是了(大意如此)，话虽泛泛，但态度语气很是诚恳。

8、那天，巴金又拆开了一封信,突然,一张女孩子的照片掉了出来,他很诧异地拾起照片看了看。这女孩剪着一头短发，额前还覆盖着刘海，她头上戴着花边草帽，身着白衣黑裙，一脸天真稚气的笑容。下意识地翻过背面看了看，上面写着：“给我敬爱的先生留个纪念阿雯198”。巴金微笑了一下，阅读了那封信。后来，这个女生写来的信最多，她笔迹娟秀，言词不多，落款总是“一个十几岁的女孩”。这个女孩的信，给巴金留下了特别的印象，他们通信了大半年之久，却从未见过面。这女孩就是萧珊。最后，还是萧珊在信中写道：“笔谈如此和谐，为什么就不能面谈呢？希望李先生能答应我的请求……”巴金深感这是位开朗、细心的女孩。因为，信中不仅约了时间、地点，还夹着一张她的照片。显然，她是怕巴金认错人而闹出笑话。

9、(19)　罗荪1981年1月29日致巴金信，孔瑞、边震遐编：《罗荪，播种的人》第264—265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5月版。

10、书讯| 轻舟怎过万重山——《点滴》2022年第1期内容简介

11、2017年，李辉新开专栏《先生们》，撰写他与之交往的文化老人，回忆往事，谈古论今，六根公号第一时间首发这一系列专栏。今天起，头号地标公号陆续转载推送，希望能够帮助读者更多地了解“先生们”。

12、孩子生病，想吃挂面，还非得有医生证明才能买到。煤也短缺，限量供应。连煤炉用的铁皮管子也买不到。萧珊尽量节省用煤，惟恐到急需时供不上。巴金在成都，虽然招待所很照顾，可以减收粮票，但巴金不愿意接受，仍要萧珊把他那份按月寄来。家中保姆吃饭多，于是粮食更紧张了。

13、(10)　巴金1980年11月15日致姜德明信，《与巴金闲谈》第175页。

14、我是从一个笑话也就是现在所说的段子上知道巴金先生吗，哪时很小。有一个人去书店买书，要巴金的书，售货员找个杆秤称了八斤的书给他。从此喜欢看巴金先生的书了。(巴金的资料和作品)。

15、我谈起已故女作家罗淑，非常惋惜她生前写得太少了。巴金说他手头好像还保存有罗淑的几封信，应该有个单位来搜集这些东西，包括别位作家的资料，都应放在一起，好让人们来研究。我说可以考虑把原稿先在报刊上发表，巴金以为：“那倒不一定，只要有人管起来就好。”(2)

16、孙：广播电台对台部的同志希望您谈谈《寒夜》创作的情况，您是不是能稍微讲一点？

17、巴金和萧珊订婚后，爱情又得到了新的升华。1938年7月，萧珊去广州看望巴金。他俩同住在出版社里，各有各的房间。他们一道上街，一起吃饭，巴金工作时，萧珊料理杂事，互相尊重，十分和谐，像朋友一样生活在一起。不久，巴金应邀去武汉，她随同前往。

18、展览主体选用巴金先生创作时代的原话，由他向观众讲述自己思想的转变、创作中的热情和痛苦，辅以大量的手稿、文献图片，营造出一种浓厚的历史氛围，还原一个真实的巴金文学世界。每一部作品的创作经历、书影、相关图片都组合在一起呈现，让人可以回归创作现场，感受到巴金的内心世界。

19、巴：这几个人物我比较熟悉，生活也比较熟悉。

20、我建议中国作家协会负起责任来创办一所中国现代文学馆，让作家们尽自己的力量帮助它完成和发展。倘使我能够在北京看到这样一所资料馆，这将是我晚年的莫大幸福，我愿意尽最大的努力促成它的出现，这个工作比写五本、十本《创作回忆录》更有意义。(4)

21、妻子和他之间的默契常使巴金感到极大的安慰。他深知在他的生活中萧珊总是十分妥善地为他处理着各种琐碎的事务毫无怨尤地分担了他肩头的重担使他从无后顾之忧。

22、后来，巴金回忆这段经历，披露内心的感情时这样写道：“她非常安静，但并未昏睡，始终睁大着两只眼睛。眼睛很大、很美、很亮，我望着、望着，好像在望快要燃尽的烛火。我多么想让这对眼睛永远亮下去，我多么害怕她离开我……”

23、其实这种犹豫很容易理解，两人本非密友，又多年不通音讯，生疏隔膜在所难免。更为重要的是，曾同在茶店喝茶的两位年轻人走的是截然不同的道路。陶亢德后来成为附逆文人，被判刑投监。巴金则一直以笔作武器，积极支持抗战，坚持为民族、为人民鼓与呼。不知当陶亢德回想起巴金给他的“过而能改，善莫大焉”的忠告，自己却没有“照了他的教言去做”时，会生出“不料蹉跄愧故人”之感吗？

24、当天(8月21日)下午：“原定开d组会。到大楼，则(严)文井、(郭)小川往中南海听报告，改期。”参会人去中南海听报告，d组会改期，什么事？24日：“本定上午开d组会讨论刊物，临时改期。改明日上午。而晚得通知，又改期。”25日：“下午在孑民堂听关于庐山会议的传达。”26日：“下午在中直俱乐部听庐山会议录音报告。”……

25、(13)　巴金1981年1月25日致姜德明信，《与巴金闲谈》第181页。

26、巴金回信中再次明确自己的想法，并要带头捐款：

27、我们需要努力提升自己，不迎合、攀附任何人。每个人都有无数的可能，世上最重要的事，不在于我们在何处，而在于我们朝着什么方向走。

28、(11)　巴金1980年11月25日致姜德明信，《与巴金闲谈》第177页。

29、从“说真话”到“写真实”以一贯之于他的全部人生经历和创作活动中，他多次强调“我说我写作如同在生活，又说作品的最高境界是写作同生活的一致,是作家同人的一致，主要的意思是不说谎。”同时巴金还贡献了以“两个一致”的典型化方法和“比较象活人”的性格真实的现实主义美学理论。

30、在夕照的湖面上，南北山峰的倒影，因时间的不同，风晴雨雾的变化，它的美丽，对我来说，是看不完的。有时在平静的湖面上一群山鸟低低飞过水面的芦苇，这些画面，深入在我脑海里，但是我当时并没有想画它。解放后我住在上海，偶然想起杜甫的一句诗“渚清沙白鸟飞回”，但这诗的景象是我在内地旅行时看见渚清沙白的景象而联想到这诗的，因此我开始作这类的画。画起来有时像在湖上，有时像在平坦的江上，后来发展到各种不同的背景而表达不同的意境。(《抒情、传神及其他》，1962年1月5日《文汇报》)

31、现在，一切都晚了，晚了。妻子再也睁不开那双明亮的大眼睛了，再也露不出高兴或忧伤的面容了，再也发不出亲切柔和的声音了。悲愤充溢着巴金的心。为了避免家破人亡的惨剧，自己逆来顺受，委曲求全，结果比自己小13岁的妻子还是受尽迫害，忍辱死去。这是多么不公平！

32、“文化大革命”中，巴金不知向萧珊隐瞒了多少次自己所遭受的待遇，萧珊也替巴金承受了很多罪。

33、(6)　巴金：《现代文学资料馆》，《巴金全集》第16卷第29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3月版。

34、不要把《随想录》看作单纯的事实反映、资料的汇编，要把它看作一部文学作品，从中读取丰富的内涵和魅力。批判《随想录》的人，他们都非常重视《随想录》作品本身之外的因素，比如作者人格的完善、有理性的社会批判意识等等，他们觉得《随想录》里面这些因素不足、缺席，只相信自己的眼睛能看到的实在的东西。对这些人来说一部文学作品的价值来自于作品里面看不到的东西，如果这样的东西欠缺的话，他就认为作品是没有价值的。

35、(7)　巴金：《现代文学资料馆》，《巴金全集》第16卷第295页。

36、新中国成立后，巴金的社会活动日渐增多，变得十分繁忙，经常外出开会，出国访问，还得体验生活，写应景文章，加上无休无止的送往迎来，一年总有好几个月不在家。家里的一切，事无巨细，都由夫人萧珊操持。夫人是他们家真正的“顶梁柱”。好在他们在此之前曾有过几年聚少离多的日子，两人早已习惯了温馨的笔谈。

37、黄裳先生这本《前尘梦影新录》，有排印本，也有手稿线装本，后者出版时，我还是住在复旦大学附近，当时周边书店不少，我也不乏一家家逛下去的豪兴。尝于肺科医院斜对面的大学城书店见到过手稿线装本，好像还打半价。我翻了半天，黄先生娟秀的小字颇为吸引我，但是想到不作古籍版本研究，似乎也没有研究黄先生手迹的打算，就放下了。过了很久，心里一直惦记着，甚至对自己说，家中“无用”的书也堆了许多，再多一部又何妨？不禁又动了心思。后来有一次去福州路逛古籍书店，已经累得气喘吁吁，却见此书陈列在柜台上，我抱起来要结账，又放下了，想上一次半价都没有买，加上那一天的确很累，不想手里再多一部大书，而且我认定这种书不会是抢手货，就再一次放下了。没有想到，这一次错过，真的就错开了。某月某日，我杀回古籍书店以必得之心欲携归时，它早已无影无踪，我只有怅然良久。其时，网上书店大兴，我搜了一下竟不见此书。后来，逛书店越来越少，网上买书时还会留心它。见有卖了，不过价格已经涨到两三千块了。我只好再搁一搁。去年编书影录遍寻版本，想到此书，正想贵一点也买了，恰好见戴建华先生晒此书影，遂请求他代为拍摄，本书所刊影像即为他支援的。这时，手边早多了中华书局的手稿加排印本，想看手迹的愿望可以满足了，我也该放下它了。然而，此次看校样时，不知怎么又起兴在旧书网上查，竟然有一部全新的“在售”才七百块，大约是疫情让书价产生了波动？我毫不犹豫，立即下单，三两天后，书已在手上了。十多年过去了，当初放过的书还是到了我手边，书还是那书，我已非旧我，种种书缘也一言难尽。

38、(30)　刘麟：《巴金的最后一件工作》，《文学的怀旧》第134页，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3年9月版。

39、《随想录》从最初的阶段到最后的阶段，到底经过怎样的变换过程，这是非常重要的。读者在通常的阅读条件下，只看到白纸黑字，只看到已经能够眼看到的、可视化的作品，没有办法意识到作者文章背后的煞费苦心。除了读者能看到的、认识的，通过文字文本可以理解到的作家形象以外，还有藏在文字背后那些不可视的、但确实属于作品因素的存在。而把这两者结合起来的总体，就是我界定的叙述主体。为了充分品位《随想录》丰富的内容和特殊的叙述方式，应该注意到更广义的叙述性的主体存在。

40、1972年6月初，巴金从干校回来度假。萧珊卧床不起已经有好些日子了。见丈夫回来，她发灰的脸上露出了笑容。女儿和女婿前些日子已从杭州回家照料母亲。巴金见妻子的病越来越重，有时烧到39°Ｃ以上，看门诊，看急诊，都弄不清到底是什么病，便要求延长假期，留在家里照顾妻子，但没有得到“工宣队”的批准。

41、                 ——听沈卫威谈胡适

42、|一介文人、画家，在时代的疾风中，弱是的确弱的，可是，就像那画中的芦苇，再大的风也别想轻易折断他们，他们有自己的信仰和坚持，林风眠如此，巴金也是。  

43、岁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转眼间，2022年只剩下一根细细的尾巴尖儿，但我们还得努力掐住它，把一年的工作做好。今年第五期《点滴》已经编竣，即将与读者见面，第六期不日也将付印。

44、我比较着重的阅读是《随想录》。1989年，我拜访巴老，他亲自送了一套签名的《随想录》，那还是最早的版本。说实话，当年我觉得《随想录》还是太浅了，香港方面还有粗糙的批评，认为《随想录》的文字太幼稚、没有技巧。但后面集中阅读《随想录》，越读越深，发现它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个作品。以往所谓的《随想录》研究，还是没有发掘出来很丰富的东西。另外一方面，我非常喜欢看他的小说，特别是那些小人小事，《憩园》是我最喜欢的，文字不一样，不能做单纯的比较，各有千秋。《随想录》的魅力，因为采取比较隐晦的、比较微妙的叙述策略，所以不容易看出来，年轻的时候或者刚开始接触的时候，我一点也看不出来。

45、关于文学馆的事，我同光年同志研究了，现在领导上还是比较重视，冯文彬同志提议先由北京市拨一所房子作为过渡之用，年过后就需要自己去跑、去催，否则仍然是一纸空文。地方是北京原国际俱乐部(在东交民巷)，抓紧一点也许能给，这样可以先有落脚之处，便可着手工作了。叶老的字已经写好了，我将去取来，先把招牌做好挂起来，其他一些准备工作，都将逐渐开始做起来了，还想向各省市文联作协发信请协助搜集有关资料。您有什么意见，望随时示知。(26)

46、关于粤语版的《寒夜》。1955年香港华联电影企业公司推出李晨风编剧、导演的粤语版《寒夜》，吴楚帆饰演汪文宣，白燕饰演曾树生。巴金与孙道临在对话中都称赞吴楚帆的演技不错，巴金1962年在4月在《谈—谈自己的创作》中也曾高度评价吴楚帆的演技，“四年半前吴楚帆先生到上海，请我去看他带来的香港粤语片《寒夜》，他为我担任翻译。我觉得脑子里的汪文宣就是他扮演的那个人。汪文宣在我的眼前活起来了。我赞美他出色的演技：他居然缩短了自己的身材！”应该说，巴金对粤语版的《寒夜》印象是很不错的，只是对影片中过于强调汪母的封建思想持不同意见，无论是在创作谈《谈—谈自己的创作》还是在与阙文、孙道临的交谈中都声明了自己的这一鲜明立场。

47、巴金10月10日的日记，记有“复林风眠信”，寄赠林风眠的书是《巴金文集》第14卷精装本。10月19日，林风眠离开上海，画和书是两位朋友道别的纪念。

48、关于《寒夜》的修改与版本变迁。《寒夜》的版本众多，有手稿本、初刊本、初版本、再版本、新文艺本、文集本、选集本、人文本、全集本。在巴金看来，修改自己的作品“这是作家的权利，因为作品并不是试卷，写错了不能修改，也不许把它改得更好一点”，冯群英的硕士论文《巴金文本变迁研究》，对巴金在语言、名称、年龄、情节内容、副文本(后记、前记、内容提要)等方面对《寒夜》作的修改进行了细致梳理。此外，金宏宇、彭林祥写有《版本谱系考释》、周立民写有《的修改与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问题》。关于修改，巴金在《关于》中提到，“过去我已经改了两次，就是在一九四七年排印《寒夜》单行本的时候和一九六0年编印《文集》最后两卷的时候”，“我更喜欢收在《文集》里的这个修改本”。巴金在与孙道临的交谈中提到，《寒夜》“解放后，重版几次，我也改过一些”，这里指的当是巴金在1960年底在成都编辑《巴金文集》第14卷时作的修改。关于这次修改，正如巴金所言，“主要是把人物性格写得更复杂一些，更丰富一些”，“主要是性格方面改过一点”。

49、1932年5月23日，长篇小说《雾》出版。1933年1月，长篇小说《雨》出版；5月，长篇小说《家》出版。1935年3月，中篇小说《电》出版。1936年4月，《爱情三部曲》(《雾·雨·电》)出版。1938年3月，长篇小说《春》出版。1949年10月1日，在天安门参加开国大典。

50、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在1956年上海电影制片厂陈西禾导演的《家》中饰演过觉新的孙道临，2003年写过一篇短文，除了向巴金表达衷心的敬意和感谢，还表达过遗憾，“上世纪80年代初，经他的同意和编剧叶丹合作改编他的另一部小说《灭亡》为电影剧本，可惜未能投人拍摄”。

51、(23)　郑荣来：《中国现代文学馆筹建处正式成立，胡乔木前往祝贺，巴金赠巨款和大量藏书》，《人民日报》1982年10月17日第1版。

52、巴金先生一辈子写过数千封信，这一封比较特别，它是打印在红色抬头的“中国作家协会”的信纸上面的短简：

53、文学作品之所以成为“文学”，就在于这一点，妙在实与不实，虚与不虚之间。我们太拘泥于文学作品的事实性、实在性、意义，过于计较文学作品的真实性、现实的反映程度，这样的态度，反而把文学作品的魅力和可能性变得狭窄。

54、(25)　罗荪1981年7月14日致巴金信，孔瑞、边震遐编：《罗荪，播种的人》第267页。

55、本次展览充分利用巴金先生丰富的著作和巴金故居全面的馆藏资源，把经典作品、经典作家直接送到大学生群体身边，青年学生能够在学校里亲近经典、阅读经典，直观了解和阅读巴金先生的作品，感受巴金先生作品中的光明与优美、高尚品格与奉献精神。

56、第144篇《我的噩梦》，就是《随想录》噩梦的描述中最深刻、最有深度的一段。巴金还陈述附加在别人身上的迫害，由此增加了痛苦和恐怖。对巴金来说痛定思痛就是得不断回归到文革当中，不断地承受残酷、痛苦的那段人生。为了表达这种痛苦的永续性，所谓的回忆文字，仅仅以过去再现是不够的。巴金的噩梦描述采用打乱时间、空间的笔法还是有道理的，可以理解其痛苦是多么大、多么折磨。

57、追求真实，在《随想录》中一遍遍地虔诚而痛苦地忏悔，剖析自己的灵魂，猛烈地批判封建伦理道德、深挖国人灵魂中的奴性，以人格的魅力参与现代伦理文化的建设。

58、巴：我也很高兴，上一次说起，我就觉得很好的，难得你有时间。

59、再次说回我个人的故事。在1982年也就是我从大学艺术史专业毕业的那年，巴塞罗那官方语言学校第一次开设了中文课程。我自然是飞奔着去报了名，并完成了所有四个阶段的课程学习。正是在那里，我打下了很好的中文语言的基础。我对关于中国及其艺术、历史和文化的书籍的阅读，还有我前往中国的旅行，在这些年中一直未曾中断过。在2003年，当大学已经开设了东亚学专业的时候，我进修了中国语言和文化的硕士课程。在完成硕士学业之后，为了不再荒废我逐渐恢复的知识水平，我开始从事一些书籍的翻译。尽管当时我只知道中国文学的一些基本概念，但我知道巴金是谁，也知道他是中国最伟大的现代作家之而且还知道他写过一部名为《家》的小说，这部作品在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年轻人中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当巴金在2005年刚去世时，西班牙的报纸报道了这一令人伤心的消息，并介绍了他的生平和著作。我想正是因为这个契机，我决定将《家》翻译成加泰罗尼亚语。因为我的中文水平有限，这个决定有可能是很鲁莽的，但我当时只是把它作为一种个人练习，因此我可以自行翻译而无需告知任何人。此前西班牙已经编辑出版过《家》的缩译本，标题为《高氏家族》，译者为塔西安娜·费萨克女士，在我看来，她是现有的最好的中文翻西班牙语的译者。这一版本主要针对的是年轻读者，译者完美地翻译和改编了这一作品，并在取得作者授权之后于1981年出版。

60、巴：吴楚帆演的也不错，这个演员演的也挺好。他又高又大，他也演觉新。

61、孙：昨天我去看，很多年轻人在那儿都很安静，也是二轮电影院了，挺安静的。说明青年人能理解。

62、孙：现在看这个电影，这三个人倒还是可同情的人物，有一点复杂。

63、(4)　巴金：《关于〈寒夜〉》，《巴金全集》第20卷第701—70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4月版。

64、在最繁忙的时候巴金也不会忘记给妻子写信。他是一个感情内敛的人也是一个感情非常细致的人。对妻子他心里常常存着一份感激。他感谢妻子对他的帮助更感谢妻子对他的深深的理解。

65、得来信后，我曾与光年、周扬同志讲到这事，他们十分赞成还自告奋勇，必要时他将去活动一所房屋，以作馆址，需要先搞一个缘起和方案，征集一些同志参加……我想总要促成此事。(19)

66、“再等我一年。”萧珊没有提出过任何异议，因为她清楚地知道，巴金家有一大家人，由于战争阻隔，原由三哥承担的生活费用，现在只能靠巴金了。一年多时间里，巴金是拼命地写书、译书、编书，他写出了《火》第三卷，翻译完了屠格涅夫的《父与子》《处女地》。侄儿、侄女的学费有了，结婚成家的费用也没问题了。

67、天空还是一片浅蓝，颜色很浅。转眼间天边出现了一道红霞，慢慢地在扩大它的范围，加强它的亮光。我知道太阳要从天边升起来了，便不转眼地望着那里。

68、1960年冬天，全国正陷于严重的饥荒危机中。上海家中，全靠萧珊料理安排，她既要照顾儿女，又要侍奉婆母，还有小姑；她自己还在《上海文学》上班。这时因粮食紧张，家中三餐饭已改为二稀一干，稍后又被迫不得不改为一天三顿稀的。每人每天只能吃到二分钱的菜，给孩子们订的牛奶，只能三天供应一次。

69、向他去问康嗣群，不觉得失之冒昧吗？他如不复信呢？而且我不知道他的地址，虽然以他的名震遐迩，只写“上海，巴金同志收”也一定能收到的。(《陶庵回想录》)

70、现有资料，我没有查到林风眠与巴金何时开始订交。林风眠长巴金四岁，他们算是同时代人，从人生交集上看，两个人都去法国留过学，不过林风眠早于巴金，巴金1927年到达法国时，林风眠已经于一年前回国了。看他们在法国交往的人，相互交集也不多。那么，会是抗战后期，在重庆？说不定。可以肯定，1951年林风眠移居上海后，两个人有了更多切实的接触。林风眠曾是美协上海分会的副主席、上海市政协委员，而巴金也担任过美协所属的上海市文联主席，市里政协、人大开会，甚至对外的文化活动中，两个人都能碰面。比如，1977年9月24日，他们就在锦江饭店14楼一同陪同韩素音晚宴，并同车回家。“王一平、杨英、林风眠、沈柔坚、张云骋在那里等候。今天王一平举行晚宴招待韩素音，宴会结束，客人走后，我们又闲谈了一阵。外办派车送我和林回家(林住南昌路，下月即将去巴西探亲)。”(巴金当天日记)

71、1978年年初，我走进复旦大学就读，下学期，现代文学史开始讲到巴金的《激流》三部曲等。清晰记得是在一个冬日，我与同窗陈思和一余闲谈，两人都对巴金作品感兴趣。聊到投机处，思和忽然建议：“要不我们一起研究巴金，好不好？”我不假思索，当即兴奋地应了一声：“好啊！”就这样，三十八年前的那个冬天，巴金成了我们两人合作研究的第一个对象。

72、从一个设想，到一代作家共同呼吁，再到筚路蓝缕中梦想实现，中国现代文学馆从创立到发展，可见巴金和他的朋友们强大的行动能力和践行自己信念的不懈努力，这也是中国知识分子践行理想的一个成功样本。

73、1980年8月15日，巴金访问瑞典归来在北京居停期间又见到姜德明，他再次提起文学馆的事情：“‘原来我也想过，是不是由作家们出一点稿费支持一下，这也是作家们都很关心的事。后来周扬同志说，还是由公家来办吧。’巴老以为只要有了房子就好办了，馆内的书刊杂志，谁若需要提供的话，请出一点手续费就好了。他又说，有个朋友准备写文章要为文学馆呼吁了，让我也考虑写文章。”(3)巴金已与周扬等领导沟通过，此时创办文学馆的想法已趋成熟。

74、描写自由恋爱的知识分子家庭如何在现实生活的重压下破裂，深刻地写出了抗战时期勤恳、忠厚、善良的小知识分子的命运，揭露了病态社会的黑暗腐败,为挣扎在社会底层的小人物发出了痛苦的呼声。

75、巴：那个时候确实是这样的，主要写知识分子的遭遇，我这个小说，情节很简单，就写了几个人物的性格。

76、1980年所写的《随想录》第60篇《说梦》里面有一些关于噩梦的记叙，仔细地评论这一段描述，可以发现很短的内容里，噩梦竟然有四种，这些做噩梦的时机、地方、环境都不同，噩梦的性质也不一样，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是文革期间受到迫害的噩梦，第四个是1980年代的，作为记忆的噩梦，隔了一段时间还要折磨他的噩梦，里面有四种不同的噩梦。更重要的是，作者把第四个噩梦叫做后遗症，把过去的噩梦和现在的噩梦，以因果关系看作是一连串连续性的事件连接起来，所有的噩梦都属于叙述的主体，而这个主体从文字表面上还是看不见的、不可视的存在。再进一步分析巴老在《随想录》里面描述的噩梦的特点：这些噩梦把梦境和现实混淆在一起，时间前后秩序被打乱。“结束了，一个悲剧，几乎吓坏了他”，这话发自被迫害人的口里是可以理解的，但实际上却是发自巴金的口里，当年做噩梦的巴金把时间秩序打乱，丧失了时间的观念，这是非常有特色的描述。不仅如此，现实景观也变形进入了噩梦中，淋漓地表现了噩梦的恐怖度。

77、巴金在成都饮食甚丰。李宗林专门给他配备了一个炊事员，经常由商业局调拨给他一些吃食材料。但是一走到街上，一样萧条和荒凉。菜店无菜供应，公共汽车因无油而停开。

78、 读了您的信深受感动，多次提到文学馆能早日实现，我在作协的书记处会上也一再提出，现在是领导上十分重视，除了胡耀邦同志、习仲勋同志、乔木同志外，冯文彬同志也很重视……

79、1927年冬，陈梦家结识了闻一多，并在他的影响下开始了新格律诗的创作，成为新月派的重要成员之一。《一个梦幻的惊醒》刊于无锡《国民导报·大众园地》1930年5月13日第4版，署名陈漫哉。

80、再谈一谈巴金在访谈中数次提到的他打算创作的长篇小说《一双美丽的眼睛》。巴金1979年3月6日在给李治华的信中提到，“我的下一个长篇刚刚开头，写一对知识分子夫妇在‘四害’横行期间的遭遇，名字是《一双美丽的眼睛》”，李治华想把它翻译成法文，巴金3月27日致信李治华，“我这个长篇大约明年年底以前写完。你要翻译，我当然同意。这个小说不一定写得好，不过我要用全力写”。谷苇1982年4月在《新岁访巴金》提到，“读者们当然也很关心他的小说创作速度，巴金正在写着一部长篇小说《一双美丽的眼睛》。不过作家没有透露他的具体进度，问到‘大概写了几万字了？’巴金微笑着回答：‘这很难统计，反正在写。一定要把它写完的。’”。范泉在《访问巴金》中提到，1992年2月21日他与周而复看望了巴金，“因为周兄问他：《一双美丽的眼睛》长篇为何不写了，是不是写萧珊的往事，还问是否已写了几万字。巴金答：已写了开头，没有几万字，内容将涉及萧珊的。他说无力写。”巴金1992年与陈丹晨聊天时也曾提到《一双美丽的眼睛》，“刚写了几千字，由于要集中精力写《随想录》，只能忍痛割爱了”。关于《一双美丽的眼睛》，李存光感慨，“读过先生《怀念萧珊》的人，一定会立即联想到这‘一双美丽的眼睛’指的是谁，是的，如果先生能够完成这部小说一定是对萧珊最好的纪念，但晚年多病的先生在奋力完成《随想录》的同时未能实现这一心愿。”“他所预言过的《一双美丽的眼睛》尽管没有写成，但在他晚年的生命之火中，这将是一种怎样的理性力量来引导那衰老的心?从老年的巴金身上，能否看到困顿的但丁，垂老的歌德，在幽闭的环境下寂寞地写《伦理学》的克鲁泡特金”，陈思和的这段话让人不无感伤的同时，也为巴金顽强的生命力叹服！一是健康状况一年不如一年，二是为了专心写《随想录》。巴金最终选择放弃了《一双美丽的眼睛》的写作，当然不排除身体健康状况一年不如一年的事实，当然更主要的是为了专心写《随想录》这部大书。由此可知，《随想录》在巴金心中的分量之重。

81、1939年，巴金从桂林去昆明，两相约定第二年在昆明相见。送走了萧珊，巴金回到上海，写完了他《激流三部曲》的最后一部《秋》。1940年夏天，《秋》交开明书店出版，巴金拿着样书，跑到昆明和萧珊见面。萧珊还是那么活泼开朗，那么丰姿绰约、光彩照人。巴金见到萧珊，心情的欢愉是可想而知的。暑假期间，萧珊每天都和巴金在一起，一同游玩，一起接待亲朋好友。晚上，巴金送萧珊去女生宿舍，他回到自己住处伏案写作。

82、如今的年轻人，恐怕无法想象当年思想、文化起步的艰难。1978年，随着邓小平访问日本归来，中日友好关系开始进入最好时期。与之相配合，日本电影周于10月在全国开始。《追捕》与《望乡》，一时轰动，高仓健、栗原小卷等日本影星，顿时成为我们心目中的偶像。不过，《望乡》却引发激烈争论。多年来，中国文艺一直倡导塑造“高、大、全”的英雄人物形象，甚至避讳在作品中正面描写爱情，电影《望乡》却是以现实主义风格描写二战期间日本妓女的生活，这就难怪在北京、上海等地公映后，招致诸多指责、非议，甚至有人呼吁停止上映。